易斯达航空最终决定裁员750人，已启动劳资谈判

我国宪法规定就属于第二种，因而有关死刑废除的宪法讨论更多的源自宪法原理，而非宪法文本。

从此可以初步说明，废除死刑是符合社会主义国家学说的，符合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在进入稳定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对公民的权益保障应当是全部工作的中心，而死刑的存在显然背离了这一价值判断。

[52] [奥]凯尔森：《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沈宗灵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181页。主要是那些宪法中有生命权条款且没有禁止死刑规定的立法例，如何看待死刑的合宪性问题。众所周知，最典型的立法例就是美国联邦宪法第八修正案的规定。既然基本的自然法是为了保护人民，凡是与它相违背的人类的制裁都不会是正确或有效的。[74] 李大钊：《自由与秩序》，载《李大钊法学文集》，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第238页。

根据该报告，当时澳大利亚的昆士兰州、美国的9个州和墨西哥的29个州全面废除了死刑。如此推论的根据在于：目前美国已19个州废除死刑[32]，当废除死刑的州超过半数时，依照所谓举国一致的共识原则[33]就可能被认为是异常的刑罚，进而宣布死刑违反宪法。二、法律可诉性作为法律特征的必要性 法律双向运行模式强调一般公众对法律的参与性。

（注：美国霍姆斯大法官的名言：法律不是逻辑，而是经验可以说是这一观点的最早表述之一。其三，就制度而言，法律的可诉性要求建立解决纠纷的机构、纠纷解决的程序和有效的执行机构。例如：法律关系参与者的诉讼意识的提高（可以想象，如果大多数人仍然像《秋菊打官司》中的秋菊那样，仅仅满足于被动地运用法律讨一个说法，而非有意识地运用法律保护自身的权益，法律的可诉性也就无从谈起。德国法学家坎特罗维其认为：法律是规范外部行为并可被法院适用于具体程序的社会规则的总和（注：Hemann Kantorowicz:The Definition of Law,Cambridge UniversityPress,1958,p.79.坎特罗维其在分析了法律与其他社会规范的区别后指出：以内容、国家渊源和强制性来解释法律的特殊性都不甚令人满意，最为明显的区别应是法律的可诉性。

如果某个公民或机构认为国家和政府没有按照上述法律规定办事，他是否有权提出指控呢？如果有，那么向什么机构通过什么程序提出呢？该法显然没有考虑这些问题，或根本就没打算考虑这些问题。但是司法实践显然对这一复函作了扩大解释，从而形成了在审判活动中一律不引用宪法的惯例。

政策性和宣言性法律的主要特点是不具备或很少具备法律的规范性，特别是法律的可诉性。因此它的建立和完善涉及政府职能的转变、立法的民主化、司法机构的职业化、法律观念的更新、公民权利保障的强化、以及公民参与法律运行程度的提高等方面一整套具体方案和措施的制定和实施。后一种研究将更加深入、具体、生动和艰苦，同时也将更具有法律的独特色彩，更多地参与法律实践。它需要对法律意识和法律文化进行长期培养。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中提出的放权、小政府大社会等提法，以及政治体制改革中提出的扩大和加强社会主义民主等措施也都反映了我国社会对这种双向法律运行模式的呼唤。有些法律规范的行为模式和法律后果并不同时存在于一个条文之中。在高扬社会主义法治旗帜的新时期，这种法律概念和运行模式显然无法准确地表述社会主义法治的内涵。司法机关工作人员特别是法院法官秉公执法、依法办事观念的增强（如果司法腐败、把打官司转换成打关系，法律的可诉性也就无法实现。

）如此而言，公民、法人等不具有公权力的法律关系参与人所能起到的作用不过是被动地遵守规则而已。可以预见，下一个法治发展阶段的突出矛盾将是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问题。

虽然随着法制建设的推进，政策的法律化强化了法律的中心地位，但是法律的政策化则是这一过程的副产品。例如任何人不得在中小学、幼儿园、托儿所的教室、寝室、活动室和其他未成年人集中活动的室内抽烟。

而现代法治国家不仅强调政府的推动作用，更强调广大人民群众的参与和人民主权的落实。如果我们仅仅把法律的生命置于政府及其官员手中，也就是说只有政府及其官员才能启动法律的运作，法律制度的运作就永远是从上而下的单向性运作，无法达到法治的境界。其次，就法律规范而言，要使法律具有可诉性，在立法时就应注意不仅要在法律规范中制定明确的行为模式和相应的法律后果（奖励或罚则），而且要制定产生纠纷后的解决途径和诉讼主体。党政机构及其官员的人民公仆意识的强化（如果各级官员认为自己是超乎法律之上的特权人物，法律的双向运行也就成为不可能。（注：在近期发表的众多文章和1997年法理学年会中，不少学者对以法治国的主体进行了深入探讨。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提出（观念的变革）和我国经济体制在市场化道路上的改革（客观环境和社会结构的变化）为我们重新思考这一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机会。

前案就《基本法》第160条的采用二字进行争论，以决定回归前的香港法律是否继续有效。）这一变化虽尚难明确揭示我国宪法可诉性的趋势，但它的产生无疑是向宪法可诉性迈出的重要一步。

这反映了政策的灵活性和变通性。四、法律可诉性对我国法治现状的启示 我国法制建设已经取得了长足进步，但同时又存在不少弊端。

因此宪法的可诉性一直是我国法律实践中的禁区。在1988年最高法院公布的一起损害赔偿纠纷案中，法院首次引用了宪法对劳动者实行劳动保护的规定确立了人身伤害的侵权行为免责条款无效的原则。

进入专题： 可诉性 。此说根据有二：(1)从法律概念层面上看，上述特征的出发点和运作中心是国家和政府。因此我们应当对制定那种政策性或道德性法律持审慎的态度，尽量把这类立法以国家规划、人大决议的形式表达出来。严格讲，这些条文都是宣言性法律。

我们可将其称为宣言性立法。和法律适用，即国家司法机关按照法定的职权和程序具体运用法律处理案件的专门活动。

如非立不可，则必须考虑并设计出用以保障这些法律实施的法律手段，特别是诉讼途径和机制。）(2)从法律运行层面上看，无论是规范性、国家意志性、还是强制性都暗含着一种自上而下的运行模式，即法律是由国家制定的、用以治理民众的、具有强制性的规范。

它包括：法律执行，即由国家行政机关按照法定职权和程序实施法律的专门活动。（注：有的教科书讲：一国执政者特别看重法律、制度的作用，以法治国，即为通常所说的法治。

例如，法律规定：选举单位和选民有权监督、罢免他们选出的人民代表。由此法治不复仅仅是公民的准则，而且成了统治者所需要遵循的准则。它不仅会带来法律观念上的深层变革，从某种意义上讲，它也是建立一个自行双向良性运转的法治系统的关键，是解决我国执法难和法律无力困境的出路之一。这种观点显然是这种仅反映从上而下运行方式的法律特征的逻辑归宿。

从法治发展的实际状况看，世界上其他一些法治较为完备的国家的经验也证明法律的可诉性是现代法治国家的法律特征之一。首先，观念的更新是一个重要方面。

Fuller:The Morality ofLaw,1964,pp.38-39.Finnis说：法治的理论建立在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某种互动关系之上。同时，只有通过强调能够激发和鼓励当事人主动性的可诉性，才能使法律成为广大民众手中武器，而非仅仅是政府手中的控制工具。

被管理和机械守法虽然也是公众参与法律运行的一种形式，但却非现代法治国家所要求的那种积极参与。）因此这些特征表述的不过是这种自上而下的运行模式，即由国家制定，民众执行的单向运行模式。